| 首先，何谓“典”？《史记》中有“典常”一词：“定宗庙百官之仪，以为典常，垂之于后云。”讲的是礼仪的规范化，带有一定程度的强制因素。由此可见，“典”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，而今日鼓动“盛世修典”的人，大多说的是关于“典籍”的构建，像文化经典、百科全书以及各类辞书等等。 其次，为何修典？还用问么，当然是“出于盛世，为了盛世”云云。其实也不尽然。回溯历史，大的、好的典籍，有出于所谓“盛世”的，像《永乐大典》、《四库全书》等；也有出于“艰难时世”的。比如，18世纪法国狄德罗的《百科全书》，他为编此书，弄得自己身无分文，后来还是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资助他维持生计。但是，恩格斯赞誉狄德罗的《百科全书》，“成了法国一切有教养的青年的信条”。再如，王云五先生，他没有上过大学，只是通过阅读《大英百科全书》自学成材，后来胡适说他是“有脚的百科全书”。上世纪30年代，王先生曾立志编辑中国的《百科全书》，壮志未酬，转而出版“万有文库”，被誉为“当时世界上最大规模、最具野心的出版计划”，“为苦难的中国提供书本，而非子弹”(《纽约时报》)。显然，他们都没有“欣逢盛世”，但是他们的工作却成为未来“文化盛世”的前奏。 其三，国内修典的状况如何？先看数据。据一位国内出版机构官员的报告称到目前为止，我国的辞书出版，在4000种左右。这是什么概念呢？根据吕叔湘先生1981年的一篇文章，他说，当时我国的辞书出版不足2000种，而法国出版的辞书竟达到20000种，他们的国土面积不到中国的十分之一，他们的人口不到我们的二十分之一。 再看品质。我们的先人对于“典常”是很尊崇的。比如，以字书、韵书、语词类的书为例，陈原先生指出，我国自古以来敢称“典”的几乎没有，像《尔雅》、《说文》、《字林》、《玉篇》、《字汇》、《正字通》等均不称“典”；甚至后来的《辞源》、《辞通》、《辞海》等也不称“典”。说起来，敢于称“典”的先行者是康熙大帝，正是他的《康熙字典》，首先“大言不惭地自称为典范”。说康熙“大言”有些玩笑，其实《康熙字典》还是下了功夫的；放眼今日，真正“不惭”的人太多了，有《传世藏书》，有《语言大典》，有各种各样的所谓“政绩工程”，等等。它们的品质差到什么程度呢？例如，一部《新世纪现代汉语词典》，其中注道：“二流子：穿牛仔服而没有牛仔经历的人。”，“反革命：反对前次革命的革命。”，“色狼：有进取性格的，直接而且热烈地追求女性的人。”等等。 其四，目前修典最缺乏什么？总结起来，有两点。一是名家。那些年推出《新华字典》、《现代汉语词典》、《辞海》、《辞源》、《汉语大词典》、《汉语大字典》等，有多少响亮的名字，站在它们的背后啊：黎锦熙、陈建功、吕叔湘、叶圣陶、张中行、陈原等等；二是字迷。英国《牛津大词典》举世闻名，他们成功的经验是什么？就是找到一位真正的字迷做主编，再找到一些热爱辞书事业的字迷共同合作。字迷是很难找寻的，《牛津大词典》的每一任主编都是字迷，有了他们，才有牛津的辉煌。第一次世界大战后，美国人“盛世”了，有钱了，想要“修典”，竟然把牛津大词典的第三任主编“挖”到美国芝加哥大学，编了许多好词典，像《美国英语词典》、《早期苏格兰英语词典》以及《中世纪英语词典》等。这正是字迷的的需求所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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